搜索
收藏
搜索
收藏
深刻理解造就新的文化生命體與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時間：2023-08-28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楊耕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發表的重要講話，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高度，對中華文化傳承發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作了深入而全面的闡述，為堅定文化自信，更好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扎實推進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和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為了加強理論研究闡釋，不斷深化對文化建設的規律性認識，更好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本報特邀北京師范大學楊耕教授圍繞造就新的文化生命體與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進行專題解析，以期將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引向深入。
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造就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一個具有時代性內涵的重大命題，不僅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而且具有深刻的學理內涵。
文化的獨特作用：“教化”
要深刻理解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體，首先就要正確理解文化的本質和作用。在學術界和日常生活中，人們往往把文化與“人化”等同起來，物質文化、制度文化、行為文化，茶文化、酒文化、食文化……各種“文化”如雨后春筍般地層出不窮，似乎人所創造的一切都是文化，似乎社會就是各種文化的復合體。實際上，這是一種誤解。文化當然是人創造的，但不能說人所創造的一切都是文化。把人所創造的一切都稱為文化，等于抹平了文化與經濟、政治的區別，把社會看作是文化的復合體甚至是同一體了。社會是以經濟為基礎、政治為中介、文化為導向的有機體，而不是各種文化的復合體，更不是文化的同一體。文化是相對于經濟、政治而言的，毛澤東同志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就其本質而言，文化屬于觀念形態，包括文學藝術、倫理道德、宗教信仰、哲學思潮、行為規范、風俗習慣等，是人們的理論世界、價值世界、意義世界。文化就是文化，它不是經濟，不是政治，也不是物質。
但是，經濟活動、政治制度和被納入人的活動范圍的自然物質又具有文化的內涵。人們常說“茶文化”，實際上，茶本身不是文化，無論是西湖龍井，還是云南普洱……茶本身就是一種樹葉，但飲茶方式有其特定的文化內涵，《紅樓夢》中的“妙玉雅飲”與“劉姥姥牛飲”就體現了不同階層的不同文化。“石文化”也是如此。石頭本身不是文化，石頭本身屬于自然物質，但石雕是文化，無論是龍門石窟，還是敦煌石窟……都體現了特定的審美觀念和藝術構思，因而是文化。從根本上說，文化是在人類改造自然的活動中產生的精神性產品，自然物質一旦被納入人的活動范圍，并經人們審美把握、藝術塑造、觀念升華，就會從“無情物”轉變為“有情物”，就會成為文化。這就是說，文化不是物質，但文化有其物質載體；物質不是文化，但物質可以作為文化的載體而具有文化內涵。
文化的本質是觀念形態，屬于精神領域，但文化的作用并不限于觀念形態、精神領域。在經濟以及政治的決定作用下形成的文化，又反過來滲透于、熔鑄在經濟活動、政治制度以及被納入人的活動范圍的自然物質中。人們的經濟活動、制度設計、行為方式、日常生活都有特定的文化內涵，體現著文化的作用。文化如同空氣一樣無所不在，凡是有人的地方，凡在人的活動范圍，文化都起著特殊的作用，發揮著獨特的功能。如果用一個概念來概括文化的獨特作用和獨特功能，那就是“教化”。“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的特殊作用和獨特功能就是對個人和社會的“教化”，從而塑造個人，引導社會。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文以載道，文以化人”，并強調要“注重發揮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對個人、社會的教化同對國家的治理結合起來，達到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目的”。
文化具有傳遞文明的作用。文化不同于器物。器物都是用于當時而毀于以后，文化不僅能夠用于當時，而且能夠延續而澤及后人。阿房宮早已化為廢墟，無跡可尋，《阿房宮賦》卻流傳下來了，澤及后人。薪盡火滅者，宮殿樓宇、器物；薪盡火傳者，觀念形態、文化。文化具有承載和傳遞文明的功能。文化這種傳遞文明的功能，使個人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內掌握人類在較長的時間中積累的經驗、知識和價值觀念，從而使社會處在不斷的進步中。這實際上就是一種“教化”。沒有這種“教化”，我們就要一切“從頭開始”“重新開始”，社會就會原地踏步，進步也就無從談起。
文化具有規范人的行為的作用。人既有社會屬性，又有自然屬性；既有理性的方面，又有本能的方面。吃本是人的自然需要，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卻是一種社會現象。馬克思指出，“社會人的一定性質，即他所生活的那個社會的一定性質”。人及其行為需要社會規范。文化的作用就是以社會規范“化”人，以發揮理性對人的行為的主導作用。每一種文化都提供具有約束性、普遍起制約作用的行為規范。一個人“成為奴隸或成為公民，這是社會的規定”。文化所代表的就是歷史積淀下來的，并被特定社會、一定群體所共同認可、遵循的行為規范，從而約束個體的行為。這同樣是文化的“教化”作用。
文化具有凝聚社會力量的作用。社會的發展離不開社會力量的凝聚，社會力量的凝聚有賴于民族認同，民族認同則主要來自文化認同，而文化恰恰提供關于是與非、善與惡、好與壞等社會標準，并通過社會教育內化為個人的是非感、正義感、羞恥感、責任感等，因而能夠凝聚國家的共同利益和人民的理想追求，能夠形成強烈的感召力和向心力，從而使整個社會力量凝聚起來。正因為如此，文化變革往往是政治變革、社會變革的先導。文藝復興運動為歐洲資產階級革命“發聲”，五四新文化運動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吶喊”……這同樣是文化的“教化”作用。
高度重視文化的“教化”作用，必須正確理解文化與經濟、政治的關系。我們應當注意，不是文化決定經濟、政治和社會，而是社會的經濟、政治決定著文化。人們常說“文化軟實力”。實際上，文化之所以能夠成為“軟實力”，靠的不是文化本身，而是文化之外的“硬實力”。換言之，文化的“實力”是在文化之外。英語之所以能夠成為世界性語言，靠的不是它自身的語言魅力，而是它身外的實力。如果英國沒有當初的“硬實力”，大英帝國不可能“日不落”，英語不可能成為世界性語言；如果沒有二戰后美國的“硬實力”，英語很可能已經在世界式微。文明理論專家亨廷頓認為：“文化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權力的分布。貿易可能會、也可能不會跟著國旗走，但文化幾乎總是追隨著權力。歷史上，一個文明權力的擴張通常總是同時伴隨著其文化的繁榮，而且這一文明幾乎總是運用它的這種權力向其他社會推行其價值觀、實踐和體制……19世紀以歐洲殖民主義為表現形式的西方權力和20世紀美國的霸權把西方文化推廣到了當代世界的大部分地區。”文化及其作用不可能單純地從文化自身得到解釋。文化變革的背后是經濟變革和政治變革的要求，文化命運的背后是經濟狀況、政治走向和國家命運。毛澤東同志指出：“一定形態的政治和經濟是首先決定那一定形態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態的文化又才給予影響和作用于一定形態的政治和經濟。”
高度重視文化的“教化”作用，必須正確對待傳統文化。所謂傳統文化，是指在歷史中形成，在現實生活中仍然起作用的那些思維方式、價值觀念、行為規范和風俗習慣。但是，傳統文化并不等于文化典籍。文化典籍中的思想資源轉化為傳統文化是在一定的社會制度中進行的，文化典籍中的思想資源能在多大程度上轉化為傳統文化，取決于社會制度。文化不是凝固的雕塑，而是流動的活水，可是水往哪個方向流，卻是和社會制度密切相關的。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傳統文化在其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會受到當時人們的認識水平、時代條件、社會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約和影響，因而也不可避免會存在陳舊過時或已成為糟粕性的東西。”這就是說，傳統文化本身具有二重性：既有優秀的方面、精華，又有陳舊的方面、糟粕。傳統文化在內容上的二重性決定了傳統文化在社會發展中具有雙重作用：陳舊的方面、糟粕是社會進步的重負，阻礙社會的發展，所以，社會進步必然表現為對傳統文化中陳舊的方面、糟粕的突破與變革；優秀的方面、精華凝聚了一個民族世世代代的智慧，成為一個民族得以生存和延續的精神命脈，所以，社會進步必然包含著對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展。這就要求我們正確對待傳統文化，分清精華與糟粕，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創造新的文化生命體。
新的文化生命體：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有機結合
在具有5000多年歷史的中華文明的基礎上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一種新的文化生命體作為精神支撐。從理論內涵上看，這種新的文化生命體就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產物，是二者的有機統一。
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不是建立在抽象的“必須”上，而是確實存在這種結合的可能性，即不僅必須結合，而且能夠結合。從總體上看，中國傳統文化關注的是道德原則和倫理秩序，重在調整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由于人倫關系是人類社會中的普遍關系，因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某些規則就具有普遍性的一面，而且中國傳統文化離它所維護的封建制度的距離越遠，它的意識形態性質就越弱，它所蘊含的具有普遍性觀點的現實意義就越凸顯。因此，隨著封建制度的衰亡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把中國傳統文化轉化為研究對象，對它進行科學研究、文化批判，達到客觀理解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觀念系統具有可解析性、可重構性，觀念因素之間具有可分離性、可相容性。一種文化形態所包含的觀念因素，有些是不能脫離原系統而存在的，有些則可以經過改造容納到別的觀念系統中，更何況中國傳統文化不是宗教文化，不具有宗教文化的排他性特征。因此，我們能夠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從其原有的觀念系統中解析出來，在新的基礎上加以重構。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中國的社會主義跟歐洲的社會主義像中國哲學跟黑格爾哲學一樣具有共同之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同樣如此，二者之間同樣具有“共同之點”、契合之處。這種共同之點、契合之處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理論前提、理論依據，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能夠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相結合的內在規定性。因此，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不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能性。精神生產不同于肉體的物質生產。以基因為遺傳物質的物種延續是同種相生，而精神生產、文化創造則可以通過對不同文化形態合理因素的吸收、消化和再創造，造就新的文化形態。正像親緣繁殖不利于種的發育一樣，一種富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態一定是突破單一的觀念系統、博采眾長而創新的文化形態。
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不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例子，從文化典籍中尋找“微言大義”，這是外在的拼接，而不是內在的融合；不是術語的簡單轉換、觀點的簡單對接，把“矛盾”變為“陰陽”，“規律”變為“道”，把“共產主義社會”等同“大同社會”……這是文字游戲、簡單類比，而不是創造性轉換、創新性發展；更不是用中國傳統文化去“化”馬克思主義，建構所謂的“儒學馬克思主義”，這種“化”的結果只能使馬克思主義“空心化”。歷史證明，不是傳統文化挽救了中國，而是中國革命的勝利使中國傳統文化避免了同近代中國社會一道走向沒落；不是傳統文化把一個貧窮落后的中國推向世界，而是改革開放和中國式現代化的巨大成就把一個充滿希望的中國傳統文化推向世界，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復興有了可能。
每個民族、國家在不同的時代都面臨著不同的實際，都有自己所要解決的特殊問題。中國式現代化不可能脫離中國傳統文化而進行，但又不能在全盤繼承中國傳統文化的前提下進行。現代化本質上就是在科技革命、文化變革的激蕩下由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自然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社會轉型過程。馬克思主義是工業生產方式、市場經濟的產物，而以儒家學說為主導的中國傳統文化則是在農業生產方式、自然經濟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因此，我們不能僅僅依靠中國傳統文化來解決現代化進程中所面臨的人口、資源、環境等問題；我們也不能期望在工業生產方式、市場經濟的基礎上嫁接一個田園風味、寧靜安詳、“自然聯系還占優勢”的社會。
這就是說，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是兩種不同時代、具有不同社會功能的文化，我們需要運用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分析，尋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同馬克思主義的共同之點、契合之處，進而對那些與馬克思主義具有共同之點、契合之處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換、創新性發展，并使二者融為一體，造就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結合’的結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的，讓經由‘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
一種文化的生命力不是拋棄傳統，而是如何以及在何種程度上繼承傳統、再造傳統。問題在于，對傳統文化繼承什么、批判什么，對優秀傳統文化如何進行轉化和發展，這并不取決于傳統文化本身，而是取決于現實實踐和時代要求。當代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使古老的“天人合一”理念發出了“迷人的微笑”，市場經濟實踐使古老的“義利兼顧”學說“閃亮登場”，而改革的深化和科技的發展又使古老的“通體相關”思維方法凸顯出來，英國學者李約瑟認為：“在希臘人和印度人發展機械原子論的時候，中國人則發展了有機的宇宙的哲學。”如此等等。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這就要求人們在學習、研究、應用傳統文化時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結合新的實踐和時代要求進行正確取舍，而不能一股腦兒都拿到今天來照套照用。”歷史已經證明，背對現實實踐和時代精神的傳統文化無一不走向沒落，只能作為思想博物館的標本陳列于世，而不可能興盛于世。因此，我們應以中國式現代化為思維坐標，以馬克思主義為方法分析中國傳統文化，進而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換、創新性發展。這既是傳承、再造中國傳統文化，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現代化的過程，又是堅持、發展馬克思主義，建構馬克思主義中國形態的過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現代化是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面。
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指導思想和“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血脈和文化基因，也是中國共產黨人觀察中國具體實際的一個重要方面。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既是馬克思主義的內在要求，又是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發展的歷史必然；既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在觀念上的反映和升華，又會反過來深化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并將筑牢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文化根基。如果說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開辟了廣闊的社會空間，那么，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則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開辟了廣闊的文化空間。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的“關鍵所在”。可以說，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創造新的文化生命體，是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是對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人類文明的新形態
現代文明是在現代化運動中生成的。從發展類型看，現代化可分為“內生型現代化”與“外發型現代化”兩種類型。“師夷長技以制夷”。從起始上看，中國的現代化屬于外發型現代化。換言之，中國的現代化運動并不是由內部因素促成、內部創新引導的自然發生的過程，而是起于對西方資本主義“堅船利炮”挑戰的回應，并且是伴隨著救亡圖存的民族復興運動起步的。西方資本主義的入侵使中國淪為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傳統文化沒有也不可能阻止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因此。懷著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國家富強初心的中國共產黨人，不可能重操傳統文化的旗幟，而只能也必須舉起馬克思主義的旗幟。毛澤東同志指出：“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
外發型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如何把握外國現代文明與本國傳統制度的關系。“洋務運動”的破產，使康有為意識到必須“改制”，戊戌變法標志著中國的現代化開始從技術層面向制度層面推進；戊戌變法的夭折，使孫中山意識到必須徹底改變封建制度，辛亥革命就是制度層面現代化的一次嘗試；辛亥革命后的困境，使孫中山再次思考中國的現代化問題，并意識到應“按照自己的社會情形”尋找一條“駕歐美之上”的中國現代化道路。然而，孫中山并沒有找到這樣一條道路。毛澤東同志指出：“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十月革命使中國的先進分子意識到，“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這個結論實際上就是中國共產黨人重覓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時代結論。
然而，在中國“走俄國人的路”、實現現代化并非易事，必然會遇到一系列特殊的問題。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就在于：一方面要把握現代化的一般規律，另一方面又要把握在中國實現現代化的特殊規律；一方面要吸收、借鑒外來文明的合理因素，并把這種外部傳導性轉化為內部創新性，另一方面又要變革傳統文化，同時要繼承、弘揚傳統文化內蘊的民族精神以推進現代化。然而，這在新中國成立之前是不可能實現的。這是因為，現代化本身就是一個社會歷史過程，文明的演變也并非僅僅取決于文明本身，更重要的，是取決于社會制度。恩格斯指出，“文明是實踐的事情，是一種社會品質”。明末清初“西學東漸”，西方現代文明已經開始傳入中國，然而，在新中國成立之前，中國并沒有實現現代化，中華文明并沒有轉變為現代文明。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為所謂的中華文明的保守性、凝固性，而是因為封建制度沒有得到改變，半殖民地半封建這一畸形的社會制度沒有得到根本改變。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為中國現代化開辟了現實道路，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建立為中國現代化提供了制度前提，并使中國現代化由外發型轉變為內生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拓展了廣闊的社會空間。
從社會形態上看，現代化經歷了資本主義現代化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兩種形態。從歷史上看，現代化無疑是資本主義發動的，而且到目前為止，已經實現現代化的國家基本上是資本主義國家。這就是說，現代化與資本主義化具有歷史重合性。因此，在這種現代化運動中生成的西方現代文明是同資本主義的特性以及西方民族的民族性交織在一起的。在這種現代化運動中生成的文明是資本主義文明。資本主義文明具有歷史的進步性，曾“產生了資本的偉大的文明作用”。但是，資本主義文明是建立在資本的形成和增殖以及資本與勞動對抗基礎上的，因而，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文明的一切進步，或者換句話說，社會生產力（也可以說勞動本身的生產力）的任何增長，——例如科學、發明、勞動的分工和結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場的開辟、機器等等，——都不會使工人致富，而只會使資本致富，也就是只會使支配勞動的權力更加增大，只會使資本的生產力增長。因為資本是工人的對立面，所以文明的進步只會增大支配勞動的客觀權力”。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缺憾》中所說的“文明是壓抑人性的重擔”，實際上就是資本主義文明的“缺憾”對人性的壓抑。
中國式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現代化，這種現代化是同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交織在一起的，在這種現代化運動中生成的現代文明是社會主義文明。社會主義文明建立在消除資本與勞動對抗的基礎上，同時，又吸收、借鑒資本主義文明中的合理因素，吸收、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取向，決定了中國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諧格局，決定了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開放胸懷。”同時，在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生成的現代文明又是同社會主義制度密切相關的，體現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而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并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這是在中國式現代化運動中生成的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新”之所在，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現代”之所在。
文明不等于文化，但文明與文化又有內在的關聯。文明是文化的社會結晶，文化是文明的精神支撐。一個歷史悠久、延綿不斷的文明，必然有其豐富而深刻的文化內涵貫穿其中，并成為支撐其生命的精神支柱。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體，必將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提供精神支撐。馬克思主義來自西方，相對中國傳統文化來說，馬克思主義屬于外來文化。可是，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過程，即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形成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則不僅屬于馬克思主義，而且屬于中國文化。馬克思主義不僅改變了中國，而且改變了中國文化；更重要的是，馬克思主義本身已進入、融入中國文化中，并逐步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融為一個有機整體，造就新的文化生命體。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正是以這樣一種新的文化生命體作為精神支撐的。現代化理論學者艾森斯塔德認為，“現代性必須看作是一種獨特的文明，有著獨特的制度特征和文化特征”。這是在中國式現代化運動中生成的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新”之所在，是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現代”之所在。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生成于中國式現代化的過程中。中國式現代化有一個顯著特征，那就是，它是和改革同時啟動、同步展開的，又幾乎是和市場化同步進行的。1978年，鄧小平同志指出，“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在改革剛剛拉開序幕之際，鄧小平同志就對改革與現代化、社會主義之間的關系作出了前瞻性的分析，后又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并指明了改革的根本方向，即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不僅是資源的現代配置方式，而且是人的現代生存方式；不僅是現代經濟運行機制，而且是同工業文明交織在一起的現代文明形態；而社會主義改革的根本指向就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而在經濟市場化的過程中實現社會現代化。這就是說，中國實行市場經濟是在現代化和社會主義改革雙重目標的約束下進行的，這就從根本上規定了市場經濟的邊界和基本的約束條件。
當代中國實踐活動的最重要特征和最重要意義就在于，在向世界的開放中，把現代化、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改革這三重重大的社會變革濃縮在同一時空中進行了，構成了一場前無古人、史無前例、具有特殊內涵的新的實踐活動。“三重變革”“三位一體”使現代化、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制度之間形成了一種相互制約、相互滲透、融為一體的關系，現代化、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制度由此都具有了新的內容，因而必將實現文明轉型，必將賦予中華文明以現代內涵，必將創造人類文明的新形態。這是在中國式現代化運動中生成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現代”之所在，是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新”之所在。對人類文明最大的禮敬，就是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
（作者：楊耕，系教育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北京師范大學教授）
責任編輯：李 悅
執行編輯：柏 堯
